颜长江: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

  羊城晚报:在平遥亮相的时候,南方的摄影家和北方的摄影家有所不同。当时两者有何不同?

  颜长江:当时从摄影本体的路上来看,我认为北方还大多停留在陕西群体的探索中。北方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北京新摄影,它是以当代艺术来进入的,也有些纯摄影家的探索。2002年的平遥上,北京新摄影做了一个大展就叫新摄影,想一举颠覆传统摄影。虽然我们当时南方的十来个摄影家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摄影,但是在他们看来,就显得“不够新锐”,因为发生了一场论战。我觉得它可能进入摄影史,但它是个错误的论战,其实大家都是同道,都在求新。

天堂之洞 颜长江天堂之洞 颜长江

  羊城晚报:在当代摄影的脉络上,“广东群体”处于怎样的位置?

  颜长江:在整个摄影的脉络上看,我们可以把新摄影放到一边,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当代艺术。从摄影本体上看,“广东群体”是陕西群体的发展,是北京新摄影的同行者,是成都现象的先声。陕西群体在前,我们居中,而我们大大拓展了摄影语言,陕西群体是把纪实摄影给搞好了,我们是把摄影的各个方面给体现了。到了近年的成都群体,可以说他们超出了我们的范围,他们做得更完美一点。他们很完美,很漂亮,但是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生猛。大概就这几个称得上群体。

  羊城晚报:“广东群体”在摄影在当代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什么?

  颜长江:当代艺术进入摄影和摄影进入当代艺术是两个概念,“广东群体”是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,而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主要是北京新摄影。它给当代艺术以摄影的特质,它跟那个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不一样,不在乎摄影本身的特性,它只是应用摄影的手段,我们说摄影的影像特性,特别经典的摄影讲构图,讲质感,影像语言,他们在这方面功底不是很好,当然也不重要,他们可以直接超越这些功底,这要看具体的作品,有的人做的行为艺术,可能拿个傻瓜机去拍就行了,有的是电脑做出来的影像,也不用讲究那些传统摄影的功底。但是广东这拨人不一样,他们传统摄影的功底很好,在语言和表现上有不同之处,这个长处把它融入到当代艺术界是有好处的,比如说,我们看当代艺术家、画家他用摄影来做手段的话,有时候看到当代艺术的魅力,没看到摄影本身的魅力。

  个性大于共性

  羊城晚报: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摄影中的“广东群体”?

  颜长江:“广东群体”如同当年的陕西群体一样,他们也是工作、生活、创作都紧密结合的一群创作家;严谨起见,以媒体出身为主、由纪实摄影起步、并参加过第二、三届平遥展的“南方”团成员为主。广东在绘画上有岭南画派,有师承关系,但是“广东群体”是一群一个桌子吃饭的人,互相激发,形成创作的小气候。与摄影界另一个著名群体“陕西群体”不一样,“广东群体”在创作上是分头的,作品是多样的,风格也是大相径庭的。在这个群体的概念之下,成员之间的个性是大于共性的,从即时的摄影到观念艺术的甚至是行为艺术的都有。

  羊城晚报:“广东群体”的代表人物、代表作品有哪些?

  颜长江:代表人物就是核心成员,比如安哥、王宁德,等等。“广东群体”的作品五花八门,风格各异。但它有一个共同特点,在摄影本体发展的路径上,有强烈的语言突破。这和广东的社会环境有关系,当时的气氛和他们的天分造就了他们在语言上特别富有刺点,大胆率性,而不是四平八稳,有野蛮生长的气质。

  羊城晚报:当时的创作者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自觉?

  颜长江:我认为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能,它不是一个非常理性或者有序的现象。当时广东还诞生了很多影响全国的文艺作品,比如流行音乐、当代诗歌,等等。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到广东,他的生活、他的作品和广东水乳交融。他认可这个地方,这个地方也给他灵感。所以这个“广东群体”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是地域性的,更是创作者的精神血脉。

  羊城晚报:这个现象和当时广东报业的发展繁荣有怎样的关系?

  颜长江:当年是报业的黄金时期,从1990年代开始,大量的人才,特别是文学艺术人才都到报社工作,无论是摄影家还是诗人都不少。另一个方面,新闻摄影本身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完全蜕变的时期。这使得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有一种共振的关系。新闻记者在新闻界想做艺术,或者艺术家来到新闻界想改变一下新闻事业,这都是一个共振的关系。改变新闻事业这个时间是有一段的,我们这里面不少人,实际上是从新闻事业的基础上拓展了新闻摄影。同时,由于他们的个性,他们也往往不止于传媒摄影,也涉及各种纯艺术的创作,甚至虚构的创作。

  民间力量有活力

  羊城晚报:我们在讨论“广东群体”的时候,可能带有某种地域性的背景。那么在今天的艺术来说,这个地域性还重要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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